提高教育的温度 增强“新市民”的归属感

 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与国家未来人才红利

内容提要：随迁子女这一名词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诞生的，是指随着父母从低收入城市或

乡村移动到高收入城市发展的学龄儿童。他们在流入城市的入学、升学难题已经

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热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位、中考是否可以考入公办高中、

高考是否可以在流入城市参考等都是随迁子女和他们父母一关一关要渡过的沟壑，

每一关可能都要面对高收费、买房办户口、回迁成留守儿童。在我国生育政策变

为鼓励生三胎的今天，在我们生育率保持低位的今天，更应该重视我们未来强大

祖国的建设者，只有他们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尽可能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我们

才有可能发展高科技，才有可能实现强军、强国梦，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 键 词：随迁子女 城镇化进程 城市新移民 留守儿童 教育公平

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健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高考政策,完善特大城市和随迁子女特别集中地区的随迁子女就学政策……”，2021年3月31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各地普遍建立了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入学政策，绝大多数省份随迁子女与当地户籍子女享有同等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政策。下一步要重点推进特大城市和人口流入重点地区进一步完善入学政策，切实做到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能够应入尽入。妥善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

一、人口出生率低位与教育公平化内在联系

吴贾（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和张俊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随迁子女入学限制、儿童留守与城市劳动力供给》一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劳动者选择带子女一起流动，成为“城市新移民”群体，但许多移民并不能满足子女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条件，子女不能在城市接受与当地居民同样的教育，是农村移民被不平等对待的重要体现。”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 有专家表示，在今后的若干年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和婚育观念转变，我国人口出生率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位。面对新时期人口发展形势和人口变化趋势，“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说，从长期来看，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着重做好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和全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挖掘人才红利”。

据贾昊、张俊森对全国所有城市有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的政策文件不完全统计，按照文件中规定的随迁子女入学时需要提供的资料进行划分，按照入学难度可以分为6个等级。第1等级的政策文件中明确表明外来务工子女上学享受与当地常驻户籍人口子女同等的待遇；其次是第2等级，该等级城市发布的政策文件中提到移民父母需要提供“三证”，即父母的户口簿、暂住证和外来务工证明。再往上为第3等级，在“三证”的基础上要求移民提供居住证，相当于“四证”。接下来是第4、5等级，该等级的城市要求移民除提供“四证”外，还对“四证”中各证件的时间进行了规定(比如广州市要求有五年的广东省居住证证明)，或者需要提供额外的证明(比如北京市要求出具在原住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第6等级为积分入学制度，即移民根据自己满足的各项指标进行得分汇总，分数达到一定要求后子女才可在当地入学。

当新移民流入的城市恰好是子女将来入学限制较为严格的城市，他们将倾向于推迟生育或选择不生育，从而节省城市生活的成本或不想让自己将来的子女异于本地儿童，不能接受国办的义务教育或作为“小移民”而遭受本地学生的排斥。

二、随迁子女入学难易程度影响父母移民返乡意愿

1.流动人口呈现“举家搬迁”新态势

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就业的吸附能力进一步增强，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呈现“举家搬迁”和“定居流动”特点，以及“大城市向一线城市移动”、“小城市向大城市移动”、“农村向城市移动”的单边流动趋势。

以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广东为例，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广东的跨省流动人口（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外省人口）占全国总量24.79%，远高于浙江（12.07%）、江苏（8.95%）、山东（2.28%）等省。截至2018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1346万，户籍人口9502.12万，跨省流动人口净流入总量为1843.88万，其中非农业户口人数占70%，农业户口人数占30%，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优于全国同期水平。另据报道，2017年广东省总流动人口（含省内流动、半年以下跨省流动）约4048万，其中省内流动人口1105万，省外流动人口2943万。2018年全省净流入人口84.24万人，净流入量近年总体仍呈上升趋势。从城市化水平看，2020年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率超过85%，为全国最高。

随着外来流入人口的“举家流动”和“定居城市”，流守儿童的随迁化日趋明显。截至2020年末，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为1462.58万，其中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达460多万，约占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楼的32%。预计到2030年还将增加150-200万。

2.大城市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亟待解决

流动人口的增加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他们参与到城市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和第三产业等经济领域的发展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影响他们在城市中是否安心生活与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适龄子女的入学问题。

城市的入学难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尽管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已接近100%，但由于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由地方政府承担，为避免增加自身的财政负担，多数城市施行了针对本市户籍儿童优先入学的教育政策。中央政府多次强调流入地政府需要担负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但许多城市在允许随迁子女进入当地公立学校读书时都附加条件。这些城市或者要求移民提供多种证明材料(比如工作证明、社保证明、接种证明和居住证等)，或者要求移民缴纳高昂的借读费。无奈之下，部分流入家庭选择让子女进入农民工学校读书，但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农民工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城市公立学校，甚至与农村有学校相比，要有很大差距。导致部分流入家庭或者举家回迁，或者把子女送回家乡，孩子又成为了留守儿童。

城市义务教育学位经过国家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努力，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将会逐渐得到改善。但是初升高和高考的问题还是犹为突出。例如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数量达到1756万，而户籍人口数量仅仅584万，这就导致教育资源不能完全公平：2020年初中中考人数8.68万，深圳户籍考生和非深圳户籍考生几乎各占50%。公办高中只占一半，其余一半只能就读民办校或中职、高技。从而让很多非深户籍随迁子女不得不回迁家乡，参加中考和高考。而大部分回迁的学生因为各地教材与教学大纲的不尽相同，所以有些回迁学生还要复读一年才可以跟上进度，这样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还给回迁学生造成很大心理负担。

3.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

2021年3月份，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开展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深入调查。截止6月份，我国16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为902万。其中,由祖父母监护的805万人占89.3%；由亲友监护的30万人占3.3%；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31万人占3.4%。36万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占4%。

留守儿童得到社会高度重视和关注，在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低位的态势下，儿童人力资本的得失更应该得到重视。临时监护人在心理疏导和学习上指导不力、亲子接触不足，缺乏完整家庭的关怀导致留守儿童在思想、行为和心理成长发育中容易偏离正常轨道。他们将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接班人，是我们强国梦和强军梦的继承人，是未来现代化新农村巩固脱贫成果的建设者，他们的茁壮成长于我们国家还是流动家庭小家都至关重要。

4.流动人口举家还迁可能会造成城市经济建设不安定因素

许多流动人口因为不愿意子女成为留守儿童，当子女无法在流入城市入学时，就会考虑被迫回迁，这无疑会影响城市中劳动力和人力成本的供给。而且大多数的回迁家庭都是农村移民，将他们限制在城市发展的门外，不利于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和推动人口城市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

三、落实随迁子女教育均等化的意义

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办好每一所学校，让每一个孩子都受到良好教育，切实解决流动人口子女、非户籍人口子女上学问题，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对流动人口群体最好的承诺。

1.促进教育均等化，提高社会治理积极性解决

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既是落实国家政策的必要行为，更是促进教育公平、共享教育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破除阻碍人口流动的壁垒，促进市民化的发展，特别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而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是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体制弊端的关键一步，既能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又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提升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认同感、获得感与归属感，提高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2.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增强社会共治有效性

随迁子女是流动人口家庭的关键纽带，其教育问题关系到流动人口的核心需求。充分发挥流动儿童的纽带作用、利用学校平台联结家长，一方面能够盘活学校资源，降低政府、社会管理的负担，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损耗；另一方面，能提高成年流动人口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提升社会共治的有效性。

3.挖掘“人才红利”，提升社会共建科学性

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新生代人口具有对流入地城市较好的适应性和较高的融入意愿，超过半数的“10后”出生在流入地。由此推断，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成年后有极大概率在流入地工作生活。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居留意愿，储备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保持“人口红利”。优质劳动力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重要因素。提供公平、优质的教育是培养和吸纳优质劳动力，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战略要求。

四、实现“新市民”稳定化的建议

1.恢弘壮阔的人口流动，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将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东部及南部沿海地区，释放了人口红利，带来了经济的腾飞，

2.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从国际看，美国开放的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人才。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从国内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资源极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快速提升，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支柱。

3.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其在各类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

4.人口流入增加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20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成都、苏州、南京、武汉和杭州，这些城市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流动人口逐步享受与城市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是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让所有随迁的儿童都在父母的陪伴下健康成长，享受父母之爱，享受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孩子们有归属感，阳光自信地成长，让他们学业有成，提高其科学文化、思想道德素质，使其成为潜在的优质劳动力，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扩大社会共建的参与面，提升社会共建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建议人：周玉春，全国退役军人培训创业指导中心主任，《军地智库》主任。18514428913

毛福平，天津·海洋研究分会会长，《军地智库》执行主任。13920663488

李  鑫，《军地智库》秘书长。13910592773

参考文献:

《中国统计年鉴2021》

《随迁子女入学限制、儿童留守与城市劳动力供给》吴贾（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和张俊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文/周玉春 毛福平 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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