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心”难操，“奉献关”难过，“隔心墙”难拆： 有了“铁饭碗”村干部心还乱？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多省基层调研发现，村干部专职化进而“行政化”已成基层现实。大量工作任务涌入村级组织，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转向全脱产，收入也主要来自财政拨款。虽然有了“铁饭碗”，但不少村干部心态发生变化。村干部角色专职化背后，仍存一些问题待解。

从自由上班到“全职工作”

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村干部专职化已是基层现实。村干部工作日每天按时到岗“坐班”，与公务人员别无二致，同时“加班”也成工作常态。

“‘5+2’‘白加黑’成了工作常态，连节假日也常常要到岗上班。”一位在任超过7年的老村支书说。有的村干部则反映“就算到了农忙时节，还要负责禁烧，根本没工夫种地”。

村干部走访途中 黄孝邦 摄

与之相应，村干部的基本收入趋于稳定。中组部文件要求，按照不低于当地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确定村党支部书记的基本报酬。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相当于农村人均收入的1.5倍至2倍。按照这一标准，在中西部地区，村支书等主职待遇普遍需达到每年3万至4万元，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

有学者认为，收入“工资化”是村干部专职化进而“行政化”的重要体现。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王向阳说，集体经济发达、治理资源丰富的东部村庄，在上个世纪就已实现内生型的村干部专职化。而在政策推动下，全国其他地区近10年实现行政建构型的村干部专职化。他认为，行政建构型的村干部是承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需要，是各类治理事务密集下沉的结果。

一些基层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表示，在精准扶贫、疫情防控中，村干部专职化的成果得到检验。

专职化待遇问题影响村干部心态

尽管村干部专职化让基层治理效能获得一定提升，但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村干部专职化在待遇方面造成一些“难解的疙瘩”，不仅影响工作效能，也不利于后备人才培养和干部队伍稳定，制约了村级长效治理。

村干部和村民们一起议事 陆波岸 摄

——拿“白菜工资”难操“领导心”。“收入不高，但每天也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南方一名基层干部表示，当地村干部要承担40多项政府交办事项。在一些村干部眼里，这相当于拿着“兼职”补贴干“全职”工作。

河南一名58岁的村支书已连任三届村支书。他告诉半月谈记者，专职化之后，自己每月的补贴是2298元，副职是自己的80%。其他4个委员为60%，相当于一天40多块。“换届时很难找到年轻人当村干部，他们务工一天至少也是100块。”该村支书说，“组织要求村‘两委’得配备一个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走访了好几户都吃了闭门羹。”

——致富能人难过“奉献关”。一些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想要有所作为，村干部还得过“奉献关”。基层干部表示，不少村干部是当地“致富能人”，上任时都做好了“当干部要吃亏”的打算。

中部某地一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上级项目拨付资金一般只针对前期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项目需要长期维护运营，一些项目“只建不补”，后续费用只能他们自己掏。光是村里修一条硬化水泥路，算上每年维修保养，他们自己搭进去不少于50万元。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村干部要过“奉献关”的现象在中西部经济基础差的地区更为普遍。鄂西一名村支书说，他每月要从工资里拿出来不低于800元的钱补贴村务，而他月收入不过2000多元。

——上级政策难拆“隔心墙”。在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时，缺少话语权的村干部常常羞于诉苦。江西一名基层干部反映，乡镇中有的村子之间人口数量相差3倍，工作量相差很大，但各项补贴和报酬是同等的，这让一些村干部心里不是滋味。

半月谈记者调研还发现，一些地方为了激励村干部，制定了与补贴挂钩的奖惩机制。如中部某县开展“五星村”创建工作，倒扣“零星村”“一星村”补贴款来奖励星级较高的村子。但据当地干部介绍，该县约一半是“零星村”“一星村”，只有一个“五星村”。上级考量如果倒扣太多可能影响治理稳定，最后奖励也不了了之。“具体还要关注政策怎么变，我们只能先用集体收入向村民垫付了奖励资金。”一名获得“四星村”称号的村支书说。

做大做强村级治理基本盘

村干部以讲奉献为荣，但不应以提报酬为耻。江西宜春市负责基层治理的干部说，村干部待遇问题已引起地方政府重视，一些县市着力解决村干部“五险一金”全覆盖，并给工作10年以上的离任村书记、村主任按月发放生活补助，探索离任村干部有效发挥作用长效机制。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刘刚认为，“当村干部就要吃亏”的心态影响基层长效治理，要建立村干部待遇稳步增长机制，也要增强村级组织对符合条件资金统筹使用的自主权，并在安排村级项目时量力而行，不搞高压摊派。

村干部待遇现状与专职化、“行政化”的趋势是紧密相连的。基层干部直言，一些村干部还有“骑马找马”的心态，想要找到一些渠道进入体制，走上仕途。不少村干部也坦言，客观上来说，目前往上级组织跑得多，往田间地头跑得越来越少。

受访人士认为，一些村级组织行政色彩强化，自我运转能力却在弱化，需要各方思考村干部的利益联结是“向上”还是“向下”这一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