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低学历更好找工作？乐观的预期比什么都重要

这几天看到小红书上有个话题很火，叫做“学历改低后更好找工作”，一度进入热搜前三。说的是一些人感叹找工作难，有人把研究生学历改成了大专去投简历找工作，据说这样更容易。

学历改低后更好找工作了吗？

有关数据似乎能提供一些佐证。

【资料图】

比如今年二季度，Boss 直聘月活用户数（求职者）增至 4360 万，创造新高。该公司解释说，活跃用户增长主要是因为蓝领、二线以下城市用户持续扩张。

从行业上来说，餐饮、酒店、旅游、美容保健、交通运输、仓储物流等蓝领招聘需求显著增加，服务业日均在线职位数超 100 万，成为Boss 直聘平台最大职位类型。

与此同时，白领岗位需求仍在减少。

这就造成了高学历求职者就业难度增加，于是响应号召，脱掉长衫，向下兼容，进入蓝领就业市场。

蓝领就业市场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学历越高，起薪越高。对于如今注重降本增效的企业来说，便宜好用最重要。高学历有时反而有副作用。

于是出现了改低学历的现象。

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改不改低学历不重要，本质上是降低起薪，增加就业机会和竞争力。

这是就业市场变化造成的必然结果。

白领职位少了，就业门槛也就高了。如今，大公司收到的简历里，国内名校都很平常，欧美名校也屡见不鲜。

那么，普通大学毕业生怎么办？必然要向下兼容，改变就业观念。

前一阵子，有个新闻很火。北大某研究生毕业后，入职了北大餐饮中心。恰好这位研究生还是学新闻的，于是更被媒体关注，称北大研究生当上了食堂阿姨。

在后来进一步的报道里，我们得知，其实她做食堂阿姨是为了体会师傅们的工作，目前正在轮岗，今年7月已从文员转岗为管培生。

北大研究生毕业，成为北大后勤部门职员，放在当下就业市场，也算是不错的选择。重要的是，先一步进入了北大系统，将来发展变化的空间还很大。

这几年，不时有名校博士竞争城管岗位之类的新闻，当时觉得有些不可理解，现在认为合情合理。

这就是博士的前瞻性啊。

在以往，大家以为上了大学就等于获得了某种白领职业保障。但现在不是了，大学毕业生要面对现实，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人才资源状况，今时不同往日。

那么，既然有人改低学历工作更好找，是不是说明学历就不重要了，上个中专职高就可以了。

不是啊，朋友们。

改低学历只是大学毕业生主动降低起薪的一种变通形式，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本科生、研究生逐渐进入蓝领就业市场，中专生职高生如果没有过硬的专业技术做门槛，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还是得努力学习。

不妨做一个合理的预测，从就业市场需求出发，将来大学会更注重实务技能学习，给毕业生找工作提供更多武器。

记得多年之前，我的一名高中同学考入了清华电子系，实习那年被派到工厂跟着老师傅学技术。系里的教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将来你们毕业了，实在找不到工作，起码还能当个电工。

这就是教授的前瞻性啊。

清华电子系的毕业生当电工，可能一开始干不过技校毕业天天玩电笔的，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都能学会。综合素质在那儿摆着呢。

好的一面是，蓝领工人整体水平得到提升。

不好的一面是，就整个就业群体来说，找工作门槛更高了。

这个过程，在我国可能会发展得慢一点，因为我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公务员等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差别还是很大的，无论是收入、待遇还是社会地位。

高学历群体的职业选择转移，纠结也会更多一些。

大学毕业之后，去建筑工地跟老父亲成为同事，在心理和现实上，都是道不容易过的坎儿。

除非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西方曾遇到过的长期经济萧条。那种情况下，学历什么的，就不太重要了。那种情况下，就业不是下沉，而是下潜，依靠个人努力很难走出结构性困境，特别是对蓝领工人而言。

当然，这种情况不多。

先说说大家熟悉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

对大部分人来说，大萧条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如其来。

上世纪20年代曾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空前繁荣时代，《了不起的盖茨比》讲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故事。

但随着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急剧下滑，失业飙升。

从股市大崩盘到1932年年中，美国经济陷入了死亡螺旋。企业营收下降，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得不用裁员来降低成本，可是失业人数增多，导致市场购买力下降，企业营收继续下滑，从而带来更大范围裁员。

1929年，美国失业率只有3.2%，到1933年，便上升到惊人的24.91%。

在这场大萧条中，共有5000多家银行倒闭，86000多家企业歇业。

在1934年，不含农业家庭在内，全美一度大约有3400万人口根本没有任何收入，占总人口28%。

曾经的中产阶级迅速衰落，在等待工作的队伍里，有农场主、牧师、工程师、学校校长，甚至还有银行的前行长。

那时候，大约有200万美国人为了生存四处流浪，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但他们发现，到处全都一样，异乡也没有更好。事实上，工作机会很少，300个岗位有5000人抢，招聘6000人却有10万人去应聘。

作家约翰·斯坦贝曾回忆说：“……许多年轻人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顶着厚重蓬乱的头发。……他们四处漂泊，冬季来临时聚集到大城市，饥饿、挫败、空虚和绝望驱使着他们不断流浪，四处寻找工作和可以糊口的食物，在凄惨的环境中挣扎。”

《纽约时报》在1931年圣诞前夜刊发了一个故事：纽约一对失业夫妇来到卡斯基尔，在一处无人居住的湖畔小屋，慢慢等待死亡。他们身上只剩下25美分。

三天后，一位警官发现了他们。

更多的人在教堂、医院、收容所和福利站，排队领取救济品。现在的美国人，已经很难想象大萧条时期的景象。

为了谋生，美国人那段时期还出现了逆城市化潮流。到1935年，大约有200万人从城市回到乡村，重新耕种生活。

再来说说大家熟悉的日本。

1931年《纽约时报》报道的故事，在2009年的日本竟然还有相似的版本。

2009年4月，39岁的北原学躺在出租屋里，被人们发现时，尸体已经腐朽，据推测是死于饥饿。他的身边有一封信，上面写着：帮帮我。

NHK电视台为此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说不出口的求助——如今的“三十代（30-39岁）”到底怎么了》，引起了广泛共鸣和讨论。

多年后，NHK对采访内容进行了整理和补充，出版了《三十不立》一书。中文版也在去年发行。

日本的“三十代”生于战后经济腾飞时期，从小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一定要“在社会上实现自我”，好与不好，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受访者今村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员。

“考上一所好中学，考上一所顶尖大学，然后进入一家一流的大公司，从小时候起，我就觉得这是一条必经之路。我能感觉到父亲对我们的期待。”

高中毕业后，他按照父母的意愿报考了东京大学。落榜后，他又在父亲的鼓励下复读了两年，终于考上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

但等他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日本社会经济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1996年，今村就业的那年，日本有效招聘倍率为0.7，即每10个人中有3个人失业。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时候，据学校基本调查，在就业低谷时期的2000年，约45.2%的大学毕业生处于毕业即失业的境地。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国内也深受影响。当年很难才找到一份工作的年轻人，此时正是“三十代”的主体。

《三十不立》书中指出，2009年日本30-39岁的劳动人口中，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临时工）有327万人，总比例是25%。而且，并不存在“工作只要去找就会有”“只要降低要求就能找到工作”。

2009年4月饿死的北原先生，也是勤奋的上班族中的医院，专修学校毕业后进入金融业，然后辗转餐饮业，有时还做着两份以上的兼职。但由于行业不景气，信贷债务压力越来越大，北原先生失业后陷入困境。他曾向日本基层政府求助，但后者要向其家人核实情况才能提供救助，北原先生因此予以放弃。

在辞世20多天前，北原先生向一位朋友的母亲求助一个便当，他专门登门致谢，拿了饭盒匆匆离开。

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餐。

美日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不能、相信也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毕竟我们有后发优势。‍

别人掉过的坑，我们可以绕开，选择合适的路去走。要过河，有石头就摸，没必要学潜水。

而且，现在已经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理论上对于经济趋势的判断和预测都更加精确，可以做出更有效的决策，从而避免经济出现长期萧条。

困难是暂时的，经济转型也是必然的，坚持下去是必须的。‍‍‍‍‍‍‍‍‍‍‍

回到改低学历这件事，这是个人选择的权力。

重要的是改变观念，正视现实，尽量活在乐观的预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