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孩子是只争朝夕、拼命学习模式的牺牲品吗?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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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好书评委 |  刘羿含（阅读推广人、前媒体人）

《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教育质性研究中心主任林小英带领研究团队成员前后耗时四年，在调研了陕西、广东、安徽、河北、湖南和江西6省计7个县域内的9所高中、3所初中、10所小学和3所幼儿园，通过访谈和观察处于学校组织中不同位置的近200个关键知情人（教师、学生、家长、校长、政府工作人员等）后的研究成果，以描述性而非判断性的方式多角度呈现了目前县域教育生态系统的全貌、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存在已久的种种问题，阅读的过程可谓五味杂陈，读完久久不能平静。

导致县域教育日渐衰落的原因非常复杂，与教育政策、制度、经济发展、社会人文环境等密切相关：县政府已有资源和权力分配格局难以改变，优质师资与生源“向上”流失，一部分教师缺乏教书育人的激情，贫疾家庭的孩子们在机会不平等中强迫性重复着上一辈的命运……教育阶层早已形成，寒门难出贵子。导致这一切的，又似乎是教育系统链条上的每一个人或组织。好在，书中所述案例中，仍有一批真正热心教育的校长、教师和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在力所能及地积极尝试给孩子们因地制宜的、有温度的教育。“基础教育不应该是这样一种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这句话引自本书代序文尾）

文／林小英

北沙湾小学的每个年级基本上都有3—4个智力特殊的学生，但是家长因为家庭条件限制并没有把他们送到特殊教育学校上学。二年级的4个特殊学生中，只有1个智力相对正常。其余3个当中“有1个完全跟不上，剩下2个同学比较慢，刚说完的话可能十分钟之后才能反应过来”。“抄都不会抄”；还有1个“会照着书上写字，但是并不认得自己写的是什么”；另外1个“念起课文结结巴巴的，说话不利索”。

这些孩子不能代表农村学生的全面状态，只能说是很微小的部分。但恰好是从留在村小的这些孩子的数量和行为上，可以感受到城镇化建设、大量的孩子进城读书以后，结晶出来一种农村教育的“缩影”，其中可以折射出很多现象。这些学生基本上不能独立完成作业，需要老师一点一点指导，但是有的学生在老师盯着的情况下还是会一个字都不写，甚至把自己的作业本撕掉。上课的时候，老师只能带着他们念念课文，写写生字，如果课文比较长，可能一堂课连课文都读不完。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只能教他们一些比较基础的内容，或者分层为他们留一些简单的作业。

写作业和练习册都得盯着写，自己不会，回去就写点生字，在这里能写就在这里写。有时候一个字也不写，生字看着书上也不会写。这个班里的孩子不行，就是写写字，念两遍课文就下课了。上语文就连着三节语文课，上数学就连着三节数学课，就得连着，本本拿回去就扯得没了，就得在课堂上写好，写不好放在那等下节课再写，有的时候你在他跟前也不写。这个班教会点字就行了，太深了也弄不懂。（魏老师）

数学留了五道计算题，普通学生完成的质量和效果都是没有问题的；剩下的特殊情况的学生可能一道也不会完成，也可能完成了两道题，还会错一道题。（武老师）

我们不用质疑教师是否考到了合格的教师资格证，这道门槛在国家大力振兴乡村教育的诸多举措中早就已经努力筑牢了。在扶贫的大背景下，各种农村教师补偿计划的政策都逐一落实，并且得到了资金保障。然而，认识何为农村教育的真实，却是当今对任课教师准入制度中的盲区。换句话说，如何面对和处理教育的“在地化”“情境化”难题，是任课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在义务教育阶段，不论学生位于农村还是城市，哪怕是在同一个班级，都是独特的存在，教师在掌握了如何教好正态分布中间位置的多数学生的能力后，还应该有如何面对正态分布两端人群的意识和基本技能。有不少的孩子，并不是一个“标准学生”，但也未到被收纳进“特殊教育”范畴之内的程度，如何教育他们，更能考验一个教师教书育人的本领。

由于教师看待这类孩子的“取景框”是正态分布中的大多数，所以这些位于正态分布两端的孩子在课堂教学中的行为界定就趋向于消极的一端。

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反复告诫自己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千万不要看到一个片段就给这个老师或学生定性！尽管看到教师们会有抱怨，但村小老师如有时间还是会非常耐心地辅导这些学生完成作业。下面是二年级和四年级老师辅导特殊学生的课堂片段，从中可以体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无奈和无力。

二年级刚刚学习完乘法的初步认识，老师在辅导班里的特殊学生完成练习册。题目内容是一共有4堆气球，每堆有5个，共20个气球；题目要求是看图先写加法算式，再写乘法算式。在数每一堆有几个气球的时候，学生每次都会忽略那个被遮挡住一部分的白色气球，在老师反复强调的情况下每次还是会少数1个。在计算得数时，因为学生不会计算，老师就让学生自己数总共有多少个气球，学生一共数了10遍，前三遍数出了12个，第四、五遍数出了10个，第六遍数出了5个，第七遍数出了19个，到第十遍才数出了正确答案20个。

老师：下面这是几个，数一数。

二年级学生：4个。

老师：少数1个吧，这是几个？你先数这个是几个，中间这个也是呀。这里的这个不算了？空的这个也是，一共5个，先写上面加法。5个加上几个，缺了1个，中间也是，只不过画到了后面，不是写上面，写下面，还是5个，再加，数数一共是多少个？不对，每个都少数1个。不对，数数总共是多少个？

二年级学生：10个。

老师：怎么就是10个了呢，好好看。重新数。这个数不数？怎么数到最后是5个呢，重新数。还没数对，重新数，5乘以几，你怎么又改成5个了，最后数出来不是20个吗？你写完了吗？别玩尺子了！一共几堆呀，你数数？一共是4个对不对，总共是多少个，你不是都数过一遍了吗？这里写总共多少个，总共多少个？

（2018年9月11日下午，北沙湾小学，第三节二年级数学课）

看图“数气球”的本领在正常的城市学校课堂上根本无须教授，但在村小给年轻的特岗教师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来孩子们连数数都数不清。实际上，当仔细去观察孩子们的行为时，你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不会数数，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绘本或图画，更不懂什么绘画中的“透视原理”，一个气球被遮掉一半，那自然不算一个完整的气球。但是，在这种背景知识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教师甚至绞尽脑汁都不知道为何学生们死活不懂。城市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就自然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在村小的孩子们那里都得等到正式入读小学以后才被当作理性知识来灌输。

家庭教养与学校教育完全对接不上，在年轻的刚大学毕业的老师看来，孩子们严重缺乏“常识”。殊不知，常识的习得需要孩子们在一个“自以为是”的环境中长期浸染，再加上课本和教材上展示的以城市生活为蓝本的知识背景，更让村小孩子们视学习为畏途。照理，教师应该努力将学校知识与农村本土生活对接，接引孩子们从在地化的日常情境中走入课本教材所代表的普遍化文化与文明。然而，在人所共知的“人往高处走”的人生哲学指导下，教师们心安理得地无视眼前的情境制约，认为优秀的孩子们终将走出乡土，进入城市，学困生反正也走不出，费力教书反而不讨好。放任日常生活与课本知识的脱钩，成为无论对哪一层次的学生来说都变为不成问题的问题。

对于任教于低年级学段的教师来说，这些学生上课的时候可能会离开自己的座位在教室里乱走或者跑到操场上闲逛，有的时候会影响其他学生上课的正常秩序，这是更令人头疼的问题。老师基本没有学过特殊教育，不知道该怎么辅导这些比较特殊的学生，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单独培养他们，基本上只能保证他们不出安全事故，不影响别的孩子上课。

你，干吗呢，站住，上着课就走出去啦？干吗呢你，把手拿出来，恶心的……小树同学，别弄人家的，小树同学，你干吗呢，不许弄人家一年级的。那铅笔放起来，扎了眼呀，我看你可吓得慌呢，把铅笔放起来，老师吓得不行。把你的铅笔都放起来，小树同学，小心我拿你的，小树同学，我过去拿你铅笔去呀……嘿，小树同学，还得逮你去！

（2018年9月12日下午，北沙湾小学，第二节一、二年级合班的美术课）

这里展现的课堂教学并不是村小的代表性状况，而是最严苛的现状之一。一般人可能认为，偏远和贫穷是农村教育的典型特征，实际上随着国家脱贫攻坚阶段的结束，这些状况也随之得到极大改善。这里呈现的问题并不是直接的经济困难所造成的，而是学生从家庭中获取的“初始习性”与学校试图灌输的习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的展现。教育系统通过长期的灌输工作使文化专断的原则以一种习性的方式内化，内化成功的概率主要取决于家庭教育灌输的习性（即原有的文化专断）与学校教育试图灌输的习性（即强加的文化专断）之间的距离的大小，在此基础上，学业体系促进所有间隔的再生产，并使这些间隔合法化，这些间隔无时不在组成我们的社会结构。村小学生就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端再生产出来的产品，他们在学校的行为方式清晰地表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间隔和距离的弥合，需要从哪里做起，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老师们认为，村小的学生反应比较慢，在学习新内容的时候需要更长的时间，很多学生不会举一反三，尽管老师反复强调，有的学生还是理解不了。下面是二年级的数学课课堂片段。

学生正在学习乘法的初步认识，题目内容是两个3相加，改写成乘法。学生在改写乘法的时候总是会写成3乘3，尽管老师反复强调，但是很多学生还是会以为3乘3就代表两个3相加。在改写4个2相加、两个6相加和4个3相加的时候学生也出现了类似错误，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老师是如何把加法改写成乘法的。而老师没有变换过教学方法，似乎也根本无法理解学生为什么不能理解自己讲的，除了“不断强调”以外，束手无策。

老师：看看老师刚讲了，这是几个3呀？

学生：3个。

老师：这是3个3吗？数一数几个，两个3你写3个3，老师讲你一点也没有进脑子。老师看你写对了没有，还是3乘3，几个3呀，听啥呢，这是两个3，你写成3个3干吗呀，是两个3，两个3就是3乘2呀，写上3乘2，写吧。几个2？数一数。连几个2都数不清楚，这里几个2呀？4个2就是2乘4，又变成4乘4了？

……

老师：一个篮子有几只猫，两个篮子有几只？一共有多少只猫，怎么计算？6乘6？几个6，两个6是6乘几，怎么是6乘6呢？

……

老师：4个3相加，怎么能是3加4呢，一束花有3朵，哪有4呢？看看是7朵花吗？这是一个3，加3，再加一个3。

（2018年9月11日上午，北沙湾小学，第一节二年级数学课）

老师们认为村小学生的学业基础普遍比较薄弱，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牢固，“一些学生到了五年级还分不清平翘舌音，很多三年级的学生二声和四声都分不清楚，拼音小的时候学不扎实再学就很难了”。虽然这才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才开始接受基础教育，然而此时却已经被打上“基础薄弱”的标签。不断回溯一个人的基础，最后被追问的就是父母成就和家庭资本了。城市里的父母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村小的孩子还没起跑就可能被判定为输了。

在政府对“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强令要求下，村小的教育教学被纳入了城乡一体化的标准要求之下。北沙湾小学开设了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体育、科学、书法、道德与法律、围棋、微机等课程，在村小当中属于课程门类比较齐全的，但是因为学校老师有限，很多“副课”都是由“主课”老师兼任，也会把相邻的两个年级合并在一起上“副课”。因为老师不是很专业，在上音乐、美术、科学和道法课的时候，老师基本上就是在照着课文读或者让同学跟着录音唱。全校的音乐课都由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兼任，这位老师不懂乐理，自己也不太会唱歌，但是因为年龄偏大，学校就给了一门比较好教的“副课”。

可以从我们所做的课堂实录，体会一下硬件配备与教学能力之间的差距，同时深入思考一下村小特定的教育需求和村小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

老师：那天不是学了一首歌吗，你们会唱不会唱？

老师开始放录音《一年级小学生》，学生跟着唱了一遍。

老师：音量低一点再唱一遍。

学生又跟着录音唱了一遍。

老师放录音《咱们从小讲礼貌》，学生跟着有歌词的唱了两遍，跟没歌词的唱了一遍，又跟有歌词的唱了一遍，跟没歌词的唱一遍。

老师放录音《你唱歌》，学生跟着有歌词的唱了一遍；跟着没歌词的唱了一遍；老师又放有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了两遍；老师又放了没有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了一遍；老师放有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一遍；老师放没有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了一遍；老师放有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一遍；老师放没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一遍；老师放有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一遍；学生自己唱一遍；老师领读三遍歌词；老师放有歌词录音，学生跟着唱一遍；老师放没有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一遍；老师放有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一遍；老师放没有歌词的录音，学生跟着唱一遍；拍手唱，老师放有歌词录音，学生唱一遍；老师放没有歌词的录音，学生拍了一遍手；拍手唱，老师放有歌词录音，学生唱一遍；老师放没有歌词的录音，学生拍了一遍手；老师放有歌词的录音，学生拍了一遍手。

老师：跟老师朗读一遍好不好呀，跟老师读啊，和（四声），四声这个字，这是个多音字。

老师：做得真好，再唱一次。

老师：刚才我们拍了双腿，这样交叉拍胸，记住，边唱边拍。

老师：会了吧，休息一会儿。

（2018年9月10日上午，北沙湾小学，第三节一、二年级音乐课）

这间音乐教室配备了多媒体白板和音响，老师通过让学生采用跟着有歌词的录音唱、跟着没歌词的录音唱、自己唱、拍手唱、朗读歌词等方式，让学生重复唱了两遍《一年级小学生》，五遍《咱们从小讲礼貌》和26遍《你唱歌》。这些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在这门音乐课上应该拥有怎样的耐心才能把一堂课“熬过去”？

村小会结合节日和季节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如元旦联欢、六一汇演、会操比赛和踢毽子比赛，由于学校规模比较小，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也会相对简单一些。学校还尝试利用第七节课开展兴趣班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美术、音乐或阅读班，不需要缴纳任何额外的费用。不过，教授这些兴趣班的老师也并不是专业出身。

学校的第七节课有一个美术班，一个音乐班，一个阅读班，我负责音乐爱好班，学校一节课多给五块钱补贴，但是我们不是因为给五块钱才上的，因为也是对你的专业的扩展。对学生是免费的，打乱年级，三个班里面任选一个班去上，必须选一个。这三个班只需要我们三个老师上课，别的老师就是在办公室备课。我从基础开始教学生，从网上找怎么认识指挥，讲一讲什么是流行歌曲，什么是民族歌曲，给他们讲一些常识，很简单，很容易接受的课程。（康老师）

由此可以看出，村小教师迫切需要有“一专多能”的本领，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充分兼顾学校、家长和学生的整体情况，讲授的时候充分照顾到基础薄弱的学生。村小也经常会根据教师的总体情况调换各个老师讲授的科目，老师们经常需要讲授一些非本专业的课程，开展一些跨学科的学习，但实施起来却很有难度。

尽管村小的规模比较小，但是各方面的管理制度还比较健全，包括考勤、备课、授课、作业批改各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每个学期开学前和期末总结时，学校都会组织教师一起学习相关的管理制度。如果有老师违反制度要求，校长也会在开会的时候点名批评。村小年轻的特岗教师大多从小在县城长大，“相对来说要娇惯一些，可能会出现迟到早退的现象”，但是学校怕管理太严“人家”就走了，所以村小在对教师的专业性要求方面会相对宽松和自由一些。

课堂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以40分钟为单位的“瞬间”组成，这些瞬间无法被惯常地简化为极少数符号性事件，然而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单位时间里慢慢成长。就连孩子们自己也很难甚至不愿意去回想和复述每一节课到底是怎么上的，自己到底是怎么度过的，可能更愿意说“我们班上今天来了一个新的同学”“班主任老师今天脾气特别不好，老发火”“坐我后排的同学上课的时候总是戳我的后背”等等事件。对这些偶发事件的细节描述要比一堂40分钟的课更丰富，课堂教学往往被一个科目名称“语文课”“音乐课”就给标定完了，似乎再也无法说出更多，学校之外的人们对于这种每天都会连续发生的40分钟事件无法说出更多。当我们不厌其烦地还原这些课堂实录时，却发现可以对“学校生活”说得更多。

孩子们的学校时间可以做精确的数量描述，当教学改革不断强调“向课堂要效率”“构建高效课堂”时，看重的是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对于孩子们成长的心理意义则相对忽视。我国学校系统的时间周期安排通常是一年分为两个学期，每个学期大概20个星期，除去双休日，学生一年的在校时间约200天。其中，一个完整的工作日大约有8个小时（包含中午时间），从早晨8点到下午4点。因此，如果一个学生一整年都没有缺勤，他／她将有1600个小时处在教师的监护之下。除去幼儿园时间，一个学生在上初中之前的小学阶段，就已经花了将近10000个小时的时间待在教室里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描述教室里每天持续发生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个教师，工作时间也主要是待在教室里，和不同数量的、不同状态的、不同背景的学生们在一起，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对于师生双方而言，共处一个正式的学校教育系统之中，当走进教室的那一刻，有很多事情就是不论你的意愿如何都必须要面对的。没有人的成长都是一帆风顺的，走走停停，退几步又进几步，爬一段又跑一段，是常有的事，“高效课堂”意味着不允许慢腾腾，不允许个体的节奏和速度与众不同，更无暇顾及给学生以探索自己内心秩序的空间。一些事情被标定为“偶然”，一些人被贴上“例外”，逐渐从学校系统中消失，遁入茫茫的社会

（本文摘编自林小英 所著《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 雅理 | 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中文原创 | 人文社科 | 田野调查

《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林小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雅理 | 世纪文景

2023年7月

中国50%以上的学生在全国2000多个县接受教育，县中应该采用精英教育，还是普惠式教育的模式？解决县域教育难题，应加大对口扶贫还是强化自我造血功能？县中的孩子是只争朝夕、拼命学习模式的牺牲品吗？县中能走出优质生源与师资流失的困局重新振兴吗？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本书描述了中国东、中、西部不同县域内乏力或奋进的学校、种瓜或得豆的课堂、踏实或游移的教师、在幻想或现实中长大的学生、对孩子教育过度操心或无能为力的家长、在正事和杂事中疲于奔命的校长、紧密交织的政校关系、国家教化权力和市场选择驱动之间的城乡关系……作者用纪录片式的分镜头细致呈现了县域教育的生态，深度剖析了中国“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所面临困境的根源及其后果，详解县域教育何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

编辑 |珠   兰

主编 |刘羿含

2023年好书评选征集中！

评选图书类型

图书主要以大众读者为对象，为中外类型小说、中外文学、人文社科原创、人文社科翻译四大类。

1、中外类型小说

长篇类型小说+中短篇类型小说集

2、中外文学

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自传体小说；文学向散文、随笔；报告文学

3、人文社科原创

思想、历史、科普、新知、艺术、非虚构写作和特稿、人物传记、学术性强的散文随笔

4、人文社科翻译

思想、历史、科普、新知、艺术、非虚构写作和特稿、人物传记、学术性强的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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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至12月期间出版的图书（1月除外，补提上年12月、11月好书）

☑中国内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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