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分数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

秦春华，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教育学院研究员；教育部、中国科协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英才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近年来致力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大学与中学教育衔接、本科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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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想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教育家》：目前，清华北大30%左右的招生名额通过强基计划录取，各个学校有不同的侧重，北京大学希望招收和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秦春华：

站在学者的视角，我个人认为，大学要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是和它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学的使命也刻画和塑造了学生的气质。北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唯一保留下来的成果，自诞生之初就带有救亡图存的使命和基因。这一使命和基因决定了北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北大要为国家、民族、社会乃至全人类培养顶尖人才，除了满足学生养家糊口的需求，我们更为重要的期待是，他们能够具有公共服务的精神。在过去，是救亡图存；在今天，是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责任。这是北大的传统，也是北大人身上最为显著的印记。

其次，能够承担起这样使命的人，必然是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的引领者，看得比别人远，想得比别人深，具有感召力和领导力。所以北大会特别关注学生是否有独立思想、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不能人云亦云。

最后，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要在基础教育领域完善培养方式，把学生的优秀潜质激发出来。这些学生进入北大，我们要用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熏陶，使他们最终成长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

《教育家》：如何把具有上述特质的学生选拔出来？

秦春华：

发现、选拔和培养好这些“千里马”，对于实现我国人才自主培养至关重要。我们要在国家高考制度的整体框架下，用好现有政策，设计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把具备这些潜质的学生甄选出来。与此同时，还要平衡好卓越与公平的关系，在追求卓越的同时，也要积极回应社会对公平的诉求。

如果在孩子成长的最初阶段，就把优秀特质的种子深深埋进心里，他们会成长得更好。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应积极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大学学者要深入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联结，如此大学才能招到想要的学生。大学资源丰富，体育场馆、实验室、博物馆可以面对公众开放，大学教授可以给中小学生设计科学课程，等等。这些工作对于补足社会教育短板具有重要价值。

高考志愿填报，小心“庸医”

《教育家》：在高考志愿填报环节，一些家长不惜投入重金，以求将高考分数的效用最大化，不少机构推出相应服务，市场乱象颇多。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源在哪里？该如何化解家长和学生的“病急乱投医”？

秦春华：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非常特殊，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锤子买卖”，服务完成后，孩子进入大学，不管是否理想，结局已然确定，无法改变，第二年又是新的家长和考生。一次性交易是一次性博弈，容易滋生浑水摸鱼、良莠不齐的乱象。有的从业人员甚至一天大学都没上过，就去指导考生填报高考志愿，结果可想而知。就像找医生看病，家长本来想找“名医”，结果找的却是“庸医”，耽误了孩子的人生。因此，应当加强这一行业的门槛准入监管。

第二，现在的志愿填报的确比较复杂，很多家长搞不明白。懂的人少，不懂的人多，造成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再加上志愿填报时间紧迫，家长只好“病急乱投医”。

这里我给家长和考生们提四点建议。

第一，报志愿本质上是不对称信息下的单次博弈，了解信息很重要。现在各地教育考试院都会发布相关信息，家长应从官方渠道了解信息，不要相信诱骗性质的广告信息。

第二，家长和孩子都要亲自下力气研究，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

第三，从多条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如参加公益讲座、重视老师意见。

第四，如果一定要购买相关服务，家长应擦亮眼睛，拒绝不良营销和焦虑贩卖，寻找有资质的机构。

《教育家》：综合评价招生是高考招生录取模式改革的重要探索和实践，目前多地已公布今年的工作方案。如何看待这一轮改革？

秦春华：

理论上，用单一维度的分数评价复杂多面的人，是不科学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公众最相信的还是分数，认为看分数的评价方式最为公平。其实分数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生产分数的效率也不同。大量研究表明，教育投入越多，分数越高。所以我们要看分数，但不能“唯分数论英雄”。综合评价招生就是破“五唯”的重要举措。

目前很多地方和高校正在努力推进综合评价招生，目的只有一个，即避免把选拔单一地挂靠在一场考试上，突破“一考定终身”的藩篱，在维护高考整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给招生制度多一点灵活性，给考生多一些可能性。

教育焦虑如何缓解

《教育家》：目前，教育“内卷”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广大家长和考生感到疲惫和无奈，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秦春华：

我在给研究生上教育评价课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教育评价有什么功能，学生们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就是筛选。很多时候，我们把评价等同于考试，把考试单纯理解成筛选工具，把人分出三六九等，比如在学校里分出“学霸”“学酥”“学渣”。有区分，就要竞争，就有焦虑，竞争到白热化程度，“内卷”就不可避免。“内卷”的本质，是过多的人追逐过少的资源。

此外，很多学校实施了分层教学，从理论上看，照顾了不同学生的禀赋和学习状况，但在具体操作中可能会带来多重影响。可能成绩好的学生一直跑在前面，越跑越快，成绩不好的学生一直落后，进而从学校延续到社会，人和人的差距日益拉开。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一定要造成如此巨大的等级差异吗？这值得反思。

《教育家》：让不同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我们离这样的愿景还有多远？

秦春华：

这涉及公众对评价的认识和理解。评价与选择紧密相关。提及选择，多数人的想法是“选最好的”，至少不能比别人差。但是我们很少关心“适不适合”“需不需要”“想不想要”。更糟糕的是，我们往往会依据社会评价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例如给孩子选学校，不去了解学校是否适合孩子，而是看“这学校好吗”“哪个班最好”“哪个班主任最强”“哪个任课教师最优秀”。如果大家都去追逐那个“最好的”，势必会有很多人被淘汰。在高淘汰制下，身处其中的群体都不高兴。被淘汰者不高兴，胜出者也不高兴，因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了太多不想做的事，而且竞争永无休止。

过去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因为考生规模庞大，招生名额少。如今事情已经有了变化，2022年高考报名的考生人数约为1193万，本专科录取人数约为1014万。“桥”变多了，本来走哪座“桥”都可以过河，但现实中存在这样一条单向逻辑链：好人生—好工作—好大学—考高分—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好的早教，我们一层一层“卷”下去，甚至要“卷”到娘胎之前。

对于什么是“好人生”，我们常常把想象力和视野局限在公务员编制里，正所谓“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如果人生只有一条路是最好的，孩子们该多么痛苦？

此外，也涉及对大学的评价问题。我读高中时，最想去复旦大学读新闻学，而不是去北大读国际经济。在今天，如果有人放弃北大清华，会被很多人嘲笑。大学都有各自的定位、特点和了不起之处，不是非得去北大清华才能成才。如果我当时去了复旦，说不定现在是一名优秀记者（笑）。

大学原本是多样化的，但现在很多大学在争一个“最好的”名号。我们努力把北大清华办成最好的大学，可北大和清华之间还要争一争，以更高的分数线来彰显学校实力，而非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大学的多样化得到社会认可，大学主动将竞争的标尺转变为人才培养，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焦虑。

《教育家》：您认为教育怎样回归本质？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教育的“军备竞赛”如何踩下刹车？

秦春华：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有自己的使命和价值。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找到在世界中的位置，让生命更有质量。教育评价的问题非常复杂，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清晰地表明，教育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只在教育领域推进，各级党委政府、各行各业都要负起责任。

从就业角度看，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起到表率作用，转变唯学历导向，改变“掐尖”“摘桃子”的人才选拔理念。工作岗位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一定要全部录取硕士、博士？应当留一部分岗位给高中毕业生、专科生等后四分之一的人群，让他们也有机会和希望。

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也需要完善。对学校的评估，不要只看高考分数和北大清华录取率，也要看看学校里排名靠后的学生的培养质量如何，他们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和成长。

对于家长而言，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就是最好的教育。为什么一定要去所谓“最好的”学校？可能孩子到了那种环境，反而因为与身边同学的差距而倍受打击，出现学习困难甚至心理问题。

《教育家》：一些学生认为将来当网红、做主播就好，不需要多高的学历，一些家长和老师认为读书的红利越来越不明显。新的“读书无用论”导致课堂中的学困生越来越多，成为困扰教育的一大难题。该如何破解呢？

秦春华：

我们对于很多事物，都拿“有用”和“没用”来衡量。一件事情对我没用，就不做；交朋友，这人得对我有用，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受教育要有用，读一本书要有用，等等。我们把这种功利主义极致化，变成了评判任何事物的标尺，甚至当作生活的原则。但生活不完全只是“有用的东西”，交朋友可以享受友情的快乐，读书也可以没有任何用处，只是为了精神享受。

教育固然有功利性的一面，对个人而言可以实现阶层跃升，对民族而言可以救亡图存，对国家而言可以解决“卡脖子”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教育还有另外一面是超功利性，也可以说是无用性。教育可以丰盈我们的精神世界，使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强大，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视角和思考方式，来从容地面对世界，理解生命。所谓“无用有大用”，对教育而言的确如此。

为什么现在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因为大家都在用简单的“有用”标准去衡量，结果发现读书确实越来越“没用”，比如哲学博士反而考不进编制。另外，社会没有根据知识和创新来给予人们相应的回报，传统科举制下读书和富贵之间的联系已经被现代化打破，于是引起了新的“读书无用论”。

社会需要建立多样化的成功渠道。在多元共存的环境中，每个人只要有独特性，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取得相应的地位和财富。比如鼓励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给予做出创新成果的人员以足够的回馈。让大家相信：在中国，成功依靠的是才能和努力，创造财富要凭借大脑和双手。这才是一个国家应有的品质。

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3年5月刊第2期，原标题为《秦春华：如果人生只有一条路是最好的，该多么痛苦》

作者 | 黄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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