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耶鲁毕业生“失败”的精英教育实验

文|魏晓涵

编辑|王姗

剪辑|张歆玥

自由的边界

郭祺的初中生活是在纯粹的应试中度过的。在深圳市一所“不那么好”的初中，他埋头做题一点点挤下千军万马，成为胜利的幸运儿之一，顺利进入深圳中学——全市最好的高中。和预想中的按部就班不同，他惊讶于过往没有体验过的自由。

“像一个饥饿的人进入自助餐厅”，一个新世界就此展开。

这里更像大学的样子。两三千学生，组织了两百个学生社团，模拟联合国协会、机器人社、推理社等等。在食堂门口，常年挂着一排花花绿绿的海报，新年游园会、化妆舞会、环保学术讲座，六七十个学生活动实时更新。可以不穿校服、谈恋爱，班上就有染着一头金发的女同学。学校临近热闹的东门商业街，有同学拿着外卖，碰到当时的校长王铮，引来对方好奇的目光，“点的什么？好吃吗？”

开放的氛围和这位“最富争议的校长”有关。2002年，王铮来到深圳中学担任校长，在这座具有改革精神的城市，践行他的教育改革。

学生们可以跨年级选课，一百多个选择等待他们——数学史、公民的政治生活、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陶艺设计。每个年级20个班被拆成7个单元。有参加高考的常规单元，竞赛单元，也有自由度更大的自主单元。在郭祺入校的2009年，一个独特的单元诞生不久——出国单元。

正值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年代，送孩子留学，培养成世界公民，是城市中产家庭的潮流。不过在以包容和自由著称的深圳中学，出国单元依旧是个独特的存在。创立的老师江学勤不打算加入任何应试的色彩，准备SAT考试、背托福词汇，教学生写文书，他痛恨这些“功利”的方法。他要开垦一片精英教育的实验田——在这所顶尖的公立中学，选拔出一群更精英的孩子，通过素质教育，送他们去国外最好的大学，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这些是郭祺后来才知晓的。他去参加面试的理由很简单，厌倦了初中的应试生活。第一次面试失败了，老师用英文问他喜欢什么书，他磕磕巴巴答不出来，随便扯了本《哈利·波特》；后来又增加了一次面试，面试官换成了江学勤，这个在加拿大长大的华裔，操着一口语调奇怪的中文，单刀直入地问，你为什么想选这个体系？

三四十个学生被选拔出来。名列其中，郭祺有些受宠若惊，在这个牛人辈出的学校里，当时的自己平平无奇，“他（江学勤）可能真的无所谓，谁来了都能教，他对自己的体系太自信了，更何况来深中的都是全深圳最好的学生”。

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老师，似乎有足够骄傲的资本。“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又是学生们信任的王铮校长邀请来的。

江学勤为此投入了最好的资源，或者说，特权。他单独请来九位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担任外教；其他学生参加军训，出国单元的同学用户外徒步替代，还有瑜伽等美式高中常见的活动。此外，他开设了英文图书馆，藏书几千册，鼓励学生们多读英文原著，而非背单词应付考试；还有单独的食堂，饭菜是经过专业营养搭配的，水果必不可少；让学生自己开设经营咖啡厅，提供“讨论的公共空间”。

当然，这些仅供出国单元使用。他认为，“高考是一个死板的制度，在高考制度里改革是没有空间的，出国才是中国教育的未来”。

郭祺感激江学勤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他是江最忠实的追随者。对于一个高中生，这个国外来的老师和周围中规中矩的成年人太不一样了。他十分擅长讲述一些情节跌宕的人生故事，比如从贫苦的华人移民家庭进入耶鲁，比如缺钱的时候去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凭着很强的数学能力赢了一大笔，再比如去采访受污染的村庄，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像是电影情节，又确实觉得像这个人会干出的事”。

●江学勤与学生在一起。图片来源：《创新中国教育》

从小喜欢画画的郭祺，获得了一些探索的自由。即使只是在一张2A大小的《深中日报》做美编，后来成为主编——他们关注学校的社团大会，也关心甲型流感形势。中午见缝插针找时间采访，从下午四点下课，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清晨拿着新鲜的报纸，放在食堂门口，满学校发放。

高中时代在忙碌中度过，后来才慢慢回味出它的意义。“在面对家长宣讲的时候，江会提到送孩子去常春藤，那只是策略性的。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送你去常春藤，而是教育一批全方面（发展）的公民，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投入进去。”

在课堂上，他们读过许多批判性的英文材料，郭祺对其中一篇讨论的话题印象深刻——教育资源是否更多地倾向权贵阶层？他得以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和身边的人，“在深中这么好的学校，有多少是特困生呢？（深中的特困生少）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聪明吗，还是阶层固化让更有权贵的人拥有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呢？”

像是一个隐喻，和江学勤的教育实验暗合。出国单元在校内引发剧烈的讨论乃至围剿，它是否独占了过多资源，影响了公立学校的教育公平？更大的争议则来自于这位老师本身，这个西方来的闯入者，低估了变革会遇到的阻力。他粗暴、直接、自傲、语出惊人，搅动起风波。

闯入者

来到深圳中学那一年，江学勤32岁，正在经历人生低谷。

考入耶鲁大学，这个贫穷家庭出身的亚裔青年并没能融入其中，他觉得自己在那些精英出身的孩子中格格不入。他想到中国，这个遥远模糊的故乡大概会接纳他。那时的中国是一片待发掘的广阔天地。他怀揣雄心，想着要“改变这个世界”。

事业从外媒驻华记者开始。显然，这个骄傲的年轻人低估了事情的难度，他总是不断地和周围的人起冲突。“编辑让我写艾滋病（在中国）多么严重，我觉得当时结核病比较严重，但美国不关注。（这样选择）是违反职业道德 ！”他接受不了，和编辑吵架，然后一走了之。几乎没在一个地方待超过半年，短则一个月。

一切都糟糕透了。小的媒体他看不上，向《纽约客》投稿又被拒绝，身边年轻的同行们逐渐成名，比如写出了《江城》的何伟。失意的他每天闷在家喝酒，打游戏直到天亮。

直到王铮递来橄榄枝，邀请他到深圳中学看一看。

他们相识于1990年代末的北大附中，他在那里短暂地做过外教。“年轻的王铮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副校长，而我——一位年轻的老师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自然而然成为了好朋友”，江学勤后来在书里这样写道。那次邀请的起因是，原本负责出国的老师离开了深圳中学，需要一位继任者。

深圳的夜晚有热闹的烟火气，在江学勤的回忆中，他和王铮常常晚上十点去酒楼喝粥到凌晨，他反复描绘自己的畅想，不甘于只为学生写推荐信、联系学校，而要建立一套体系，挑选一些最精英的学生去国外最好的大学，成为影响世界的人。

他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这和他的成长经历相悖，但他有现实的考量——“只有有钱人才会为教育投资，穷人对教育是很保守的，要做教育创新，只能去有钱人的地方”。在他眼中，大概没有比深圳中学更适合的地方了——家长依靠个人奋斗获得财富，面对孩子的教育，也有充分的冒险精神。

然而，许多人都难以理解他的“冒险”。出国单元封闭而独立，不用多付学费，这里的学生就能拥有单独的外教、咖啡屋、食堂、外文图书馆；课程和别的单元不一样，还办了自己的报纸《深中日报》。这引起其他学生和家长的不满，投诉他搞特殊。

另一个争议来自他在一次学生组织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解散学生会的指令，没有经历任何民主评议过程。在他看来学生会人浮于事，权力过大，会成为改革的阻碍。当时的深中贴吧里对这位老师全是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认为他专断、独占资源，扰乱教育公平。

江学勤不理解自己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赌气一般，他要求所有参与出国单元的同学签署一份协议，承诺“不会发表对出国体系工作不利的言论”，把那些骂他的学生隔绝出去。

萧佳2009年进入出国单元，在她眼中，这位国外来的老师有些奇怪，时常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说学生会是黑社会，学长团是邪教”，被出国单元的学生录下来放到网上，他查到这个学生，直接把对方从出国单元开除了。

“大家都感受到这个人好凶啊，好害怕，班里一些女同学是不敢跟他说话的。读课文如果漏掉了单词，他也会责备，怎么注意力不在文章上？”

在这个封闭世界里，江学勤是“上帝”一般的存在。他以激烈的方式，杜绝一切他不认同的事物。“语文（课）有什么意义？不要学了”，其他班语文老师气得和他吵架；自己招来的外教，他也不满，这些年轻人寓教于乐的上课方式，在他眼中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再加上开会迟到，他最终让他们离开。

至于一定要过的SAT和托福两道关卡，他认为不能靠背单词和做真题，要通过阅读提升英文能力。发现高一同学看托福词汇书，他怒不可遏地责备对方，“该开始的时候我自然会教，为什么要提前开始（背单词）？”

这些源于他的个人经历。在加拿大读高中的日子，为了逃离被边缘化的环境，江学勤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书本里度过，图书馆、地铁上，高强度的积累，让他拿到了耶鲁的通知书。他相信自己的经验也能适用于这些孩子。

一些学生只能背着他，私下偷偷背单词。他们和江学勤太不一样了，来自城市中产家庭，一部分人早早就下了出国的决定，“尤其是升商学院的，高二这八九个人的托福成绩已经出来了”，萧佳突然有了危机意识，一年后申请就要开始了。

为了赶上进度，她常常连着几天备考，没空睡觉。至于那些素质教育，也是状况不断，有的课上了几周突然换掉，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小白鼠，随时处于慌乱中。

“江想完全打造成美国高中的感觉，但你的同僚和学生（是中国人），并不是很能接受。而且美国高中有四年，中国只有三年，为了赶上高三的申请季，高二准备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年，太短了。”

现在回忆起来，江学勤并不后悔自己的雷霆手段，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推进他的改革。他也承认，一两年的时间太短了，更何况严苛里掺杂了他的私心，“我那时候太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要迅速看到成果”。

正值外界和家长对深中“放养式”教育的争议不断，学校的中考录取分数线在2009年第一次跌到了全市第三。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耐心。有同学后来回忆，江学勤在深中的那一两年，正是校长王铮离开前的过渡期，一切都好像按下了加速键。

●深圳中学学生刊物《涅槃》周刊对学校改革报道的特刊 讲述者供图

退场

离别的消息在2009年5月到来。王铮告诉江学勤，不久后，他将要离开深圳中学，去北大附中当校长。没有任何预兆，江学勤有些错愕。出国体系才刚刚建立，在高中部实验了不到两届，在初中部也才开始不久，离开了王铮的保护，这一片实验田岌岌可危。

他记得离开之前，他们有过一次对话。

王铮希望他留在深圳中学，“他说北京的环境不适合我，可能怕我去捣乱”，而江学勤则极力劝王铮留下来——

“王校长你这样做是害自己，我无所谓好吗？可是你在深圳中学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真的做一个伟大的学校，你为什么放弃？去北大附中当校长，你肯定会失败。”

江学勤对未来感到悲观，那大概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可离开了王铮，他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我在深圳中学的这两年，变成了一个（大家口中的）魔鬼。”

他是孤独而自傲的，和老师们离得很远，看不惯他们的很多行为，比如在自习课上偷偷看股票涨跌；他猜测老师们大概也不爽他的高调，甚至“嫉妒他”。

他曾在一次全校的教师大会上解释出国体系，“我们（是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得精致一点，看效果如何，再把好的东西慢慢推动到其他的学校，不是为了利益，是纯粹的教育改革”。“你放屁！”一位女老师当场大声反驳。

在江学勤心中，王铮是他唯一的盟友，他们是一路人，有着漂亮的学历，纯粹的理想。而现在，盟友要离他而去了。

他很难对这段关系如何走向终结作出解释，回溯起来，裂痕是一点一点出现的。

他记得王铮让他给高三出国的学生写推荐信，他拒绝了，原因是建立出国体系的时候，他找这些孩子加入，被拒绝了。

“有学生背后说我是骗子。我做出国体系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嘲）笑，（现在）需要我的时候就要我来服务了？挺功利自私的。但王铮就是特别爱护学生，他相信每个孩子都可以实现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家，你只能提供条件，然后等待”。

和江学勤一样沉溺在迷茫中的，还有深圳中学的学生们。校园杂志《涅槃》在王铮离开前，对他做了一次专访。采访的尾声，他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万一，仅仅是万一，您的继任者没办法继续把您这几年所做的东西做下去呢？”

“那这就是深中的命运”。

●深圳中学学生刊物《涅槃周刊》对校长王铮（左）的采访 讲述者供图

继任者为这个学校的改革按下了刹车键，单元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江学勤顾不得这些，“我百分百会被换掉”。不会再有王铮一样的校长给他那么多自由，“只要你想做事，他百分百支持”。跟着王铮，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他记得自己不停打了几个月电话，对方终于接了说，你来北京吧。

高中部的出国体系后来被另一位老师接管。在萧佳的眼中，一切终于走上了“正轨”，独立食堂关闭，AP课程（注：美国大学预修课程，成绩可以作为申请大学的重要筹码）从自学变成了有专门的老师来教，外语图书馆也开放给全校同学了，外教比例下调，除了英语课，尽量让中国老师来教。如江学勤所预料的，他建立的体系就这样短暂地终结了。

王铮把单元制带到北大附中本部，江学勤也把他的出国体系带到了北大附中国际部。那两年他过得有些麻木，但依旧在随时关注王铮改革的动向，北大附中从单元制度，改成书院制度，高一高二和高三彻底分隔开，前者进行素质教育，后者专心准备高考。他觉得，王铮似乎比在深圳中学的时候更激烈了。无从得知王铮的真实想法，他们已经许久没有过交集了。

靴子落地的一刻是2012年的冬天，回加拿大度假的江学勤，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邮件，寄件人是王铮，信里没有多余的字，只有一张红头文件的图片——北大领导班子通过讨论决定免去江学勤的职位。

他知道，自己被彻底放弃了。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外人看来，这都是一次不那么光彩的告别——被辞退、深圳中学的贴吧还随处可见对他的争议。这个36岁的、耶鲁毕业的中年人觉得自己正在坠入深渊，他投入了极高期待的教育实验、连同人生一齐彻底失败了。

失败的人

2022年初春，我在成都的一个地铁站口见到了江学勤。他胸前抱着半岁的孩子，脚步和语速都是飞快的。只有头上混杂丛生的白发在提醒着，他已经是46岁的中年人了。

显然，他没有过上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生活。房子是租的，118平米，一个月2800，在深圳或北京是不可想像的价格。四年前，他选择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陌生的成都，较低的生活成本是原因之一。

疫情之后，他们在家做饭，午餐全是绿油油的蔬菜——苦瓜、花菜、豆角、莴笋，配上紫色的糙米，妻子开玩笑叫它“原谅套餐”。如果不下雨，两人一定会带着两个孩子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很少见到这么穷还这么开心的人吧”，他们调侃。

●江学勤家的午饭 图/魏晓涵

离开北大附中之后，江学勤远离了那些顶尖的公立中学，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选择——

回过头看，他的确觉得自己太过极端，不应该把希望只寄托在出国上，而是让改革面向所有的学生。可环境和时代都不同了。他曾在成都的培训会上向中学介绍创新教育的项目，高中老师们似乎兴趣不大，他猜测大概因为”中学生忙着高考”；转而和小学合作，遇到疫情，这两年项目也几乎没了。妻子是全职太太，严重的时候家里一度拿不出生活费，只能去找妻子的父母借钱渡过危机。

他说，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找来。耶鲁的学历、深中和北大附中的履历都是金字招牌，在中介机构帮学生写推荐信，介绍他们出国，可以有几十万的收入，但他不想那样，“违反了教育的本质，浪费了我的才华，对不起自己，也没有给孩子做好榜样”。

在成都，为数不多能互相串门的是美国作家何伟。他家有一对“谷爱凌”式的双胞胎女儿，理想中精英的样子——聪明、热情又努力，半年时间，数学就能从不及格到赶上学校的教学进度，长跑厉害，“搞不好以后真的能参加奥运会”。

江学勤四岁的大儿子似乎是那对双胞胎女孩的反面，不太擅长社交，自由惯了，在商场也光着脚溜达，脾气有些“古怪”。何伟的妻子建议他们约束孩子的行为，培养社交能力，江学勤并不赞同。幼儿园老师总给他打电话，他索性把孩子带回了家。“我小时候跟他性格是一样的，不听话，有很多想法，天天被爸妈打骂。”

这个孩子更像他过去精英教育实验的反面。

那个半途折戟的实验，让他对培养精英彻底失望。他一度极端地认为，通过选拔制度层层挑选出来的孩子，“本身就很功利”。细数那些过往——私下讲的话被学生偷录，放到网上被攻击；有学生和他维持表面关系，是为了一封推荐信；出国更像一门生意，有钱就能上，现实和他的理想图景相差甚远。

我问他，如果能再来一次呢？

“再来一次，我不会有任何的录取标准，也不会有浓烈的个人色彩和任何的偏见，把资源开放给所有的学生。精英教育是要把‘聪明’的孩子选出来，但如果你有心有爱，可以改变每个孩子的人生，他们都是有灵魂的。”

●2017年9月，湖南株洲外国语石峰学校，江学勤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图片来源网络

这也是当下西方学者们在反思的，过去我们是否太过认同“精英教育”和“培养世界公民”的价值了？因公开课《公正》广为人知的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新作中反思精英的傲慢——“他们忘记了成功路上的运气因素和助力——家庭、老师、社会阶层、国家和时代，相信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人也一定是罪有应得，优绩是暴政”；而牛津大学教授项飙则认为，“西方想象中的‘世界公民’，把人培养成了孤立的人，你不再接触到其他教育方式，也不再接触到真实生活，比如渔夫怎么打渔？失地农民怎么斗争？”

江学勤很认同“优绩是暴政”，即便是公立教育，也是关于精英的选拔。这样的认知是他离开了精英的圈子之后感受到的。

从北大附中离职后，他回到加拿大，体验了许多和教育无关的事，跳伞；学厨艺，上拳击课、唱歌、写书等等。班里厉害的同学并非都接受过精英教育，反而是耶鲁毕业的他成了那个“笨学生”，做的饭难吃，恐高，当五音不全的他被老师责骂时，他突然理解了那些被他责骂过的学生。

他尝试讲了人生第一场脱口秀。过去，他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嘲笑，但脱口秀不就是把自己的伤口拿来自嘲吗？在一家餐厅里，面对二三十个陌生人，他忐忑地讲完了几分钟和前女友有关的段子。看着台下在笑着的人，他感觉得到了释放。

他接受了自己的失败，重新梳理那几年的改革，何以置于被孤立的窘境。“90%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32岁，年轻有理想，但没有经验。太极端、太焦急，没有尊重这些孩子，也没有和他们交流解释。为了让这个体系运转下去，着急出成绩。这是我最后悔的。”

回到中国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埋头在写作的世界里，梳理过去的经历，或是沉浸于写科幻小说。他有一个温柔的妻子，也是他最好的读者和倾听者。“现在我比以前更幸福，身心健康，有爱”。

只是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了。

他还是执着于“改变世界”的教育理想。比如想找乡村教育的企业家，把创意课程推广到乡村学校，在同样从事教育的人看来未免太理想化——一个机构推动乡村教育改革都很难，更别说他一个外来者，还单枪匹马的。

“我的人生不会再有那么好的机会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惋惜，“在2008年中国教育最开放的时候，（原本可以）为它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

●江学勤在家中做饭 图/魏晓涵

「小说家」和「阅读家」

莫一夫再次见到江学勤，是在去年12月深圳江学勤的新书分享会现场。这位深圳中学贴吧的前任吧主，曾经站在他的对立面。在过往的记忆中，江学勤是权威，也是充满争议的老师，上一次他们的交集还要追溯到十多年前，那并不愉快，作为学生代表的他想和江学勤聊一聊大家的抱怨，谁知对方见到他，扭头就走。

十多年过去，莫一夫成了一个创新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那天他坐在台下，听江学勤讲起自己的教育理念，第一次理解到“原来他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多年未见，他的语气和状态好像变得柔软了，没有那么激烈，也更有力量了，“可能是当爸爸了吧”。

这个昔日的学生领袖也在反思，高中时代是否只顾着享受自由的权力，师生缺少沟通，才导致那些对立的发生？现场有些匆忙，他加了江学勤的微信，想着以后有机会，要和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我向江学勤转达了莫一夫的想法。他没有流露出和解的念头，但他理解那些谩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保护深圳中学。他们不反对我做的事情，而是反对我的方式”。

离开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之后，江学勤陆续收到了一些学生寄来的邮件。有人说，因为高中的一位历史课外教，他对国际关系产生兴趣，在大学选择了相应的专业，而刚进入北大附中的时候，他还是天天打游戏、浑噩度日的状态；还有一位同学写道，在出国体系学到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领导才能也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无时无刻（不）挑战自己，跳出自己的小世界，拥抱新鲜事物的意识”。

江学勤和深圳中学的学生交集不算多，他在纽约见过杨粤祺一次。当年这个想进入跨国公司的女孩，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后，去了纽约大学读新闻，现在在美国一家著名媒体做财经记者。

在她的大学时代，身边的人不断讨论和催促着，去投行，去咨询，进华尔街做高薪的工作。她也在华尔街实习过，却不喜欢压力巨大、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的生活，于是离开了。

在沃顿商学院，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选择。她有时会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同学格格不入，有点孤独，高中时代培养的价值观，在这样的时候保护了她许多——“不受外界影响，听从自己的内心”。

和余乔不同，萧佳的记忆是灰色的。那个不成熟的实验，给她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回忆，“拿高中生做实验，说实话挺不负责的，我们正好赶上了，成为小白鼠”。

她没有申请到理想的学校，几经周折，转校才去南加州大学读了自己喜欢的影视专业，现在做了制片人。她调侃，高中时代留给她最大的经验大概是，“学会了如何顺利渡过一些变动的环境”。

郭祺追随自己的兴趣去了罗德岛设计学院，也如愿回国成为了一名建筑设计师。他很珍视那场短短的教育实验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东西——学会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并持之以恒地，把自己喜欢的事做下去。

对于那个教育实验的“失败”，他有另一种观点。“就像一个作家，他自认为写了一部非常糟糕的小说，但他的读者或许能结合自己的经验，甚至是误读，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好像没有如江学勤设想的那样，有改变世界的雄心，但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大概也是教育的价值所在。几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深中学生都会提到王铮在任时期的校训，警句一般，有人甚至一直挂在自己的QQ签名上——“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一位学生评价，“没有王铮的教育改革，大概江学勤的教育实验也不可能存在”。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都在其中获得了一些跳脱出传统教育之外的空间。

2021年冬天，时任北大附中校长的王铮被免职，通告中没有提到具体的原因。他的任期原本要到第二年的六月。

江学勤和王铮已经许久没有过联系了。说不清具体的缘由，他从蛛丝马迹中隐隐感觉到了这一天的到来，没有觉得意外。

在王铮被免职的那天，他在朋友圈中写道——

“今天起床看新闻，知道王铮要离开北大附中了，我心里很复杂，想哭，也想笑。想哭是因为中国教育太需要王铮的理念、勇气和行动力。想笑是因为我了解王校长，他是斗士，绝对不会放弃他的理想。”

不出意外，不久之后江学勤会入职北京一所国际学校。他幻想着找机会见见这位昔日的校长，或许能重新像朋友那样重新坐在一起叙叙旧，甚至有机会再合作一次呢？他想，离职对王铮的人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终于没有那么多事务缠身，也没有那么多人来找他。他可以自由地牵着小狗，在北大附中的校园里散步了。

（文中萧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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