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严格与文化传播的冲突

老师对学生要严格，但严格的本身却不容易传播文化。文化是软性的，需要长期浸淫其中才能有所收获，还要有很强的感悟能力。人们要接受文化，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不能靠强迫，就好像“强拧的瓜不甜”一样。于是，老师的严格和文化传播之间就有了一种冲突。

老师需要对学生严格，自古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不严，师之惰。”学生要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学习，不能有什么懈怠的心理，也不能总是违反纪律。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成长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需要严格的老师教育，才能成材。要是太宽松教育，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当然，这是国内的评价标准，也是自古以来流行的教育理念。古代教育非常严格，让孩子从小就背“四书五经”，即便孩子不懂什么意思，也要照着书本死记硬背。这种学习只是一种苦痛，却不是寓教于乐，也不是在宽松的环境中学习与成长。要是孩子偷懒，或者写错字，就会被老先生的戒尺打。老先生不会对孩子讲什么情面，也不会给孩子解释太多的书本知识，只是让他们死记硬背。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文化传播的。虽然“四书五经”承载了很多的儒家文化，但孩子们不懂，当然也不会对文化有什么感触。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孩子们就能背过“四书五经”了，还能慢慢理解其中每句话的意思，并且把每一句话都记住，一辈子也忘不掉了。当然，他们也就理解了“四书五经”中附载的儒家文化，还能用其中某句话为题写文章了。

古代教育的先进之处就在这里，从小时候开始入手，趁着小孩子记忆力好的时候让他们背诵“四书五经”————也就是明清科举考试的课本，背过了就对着这几本书下功夫，理解每句话、每个字，还要能够发挥。那么，小孩子背诵的时候是在严格监管下进行的，而理解每句话的意思，却是在宽松的环境下慢慢消化的。当然，老师的严格已经给了学生一定的规律，让他们形成了一定的阅读好习惯、背诵好习惯、理解的好习惯，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理解能力逐渐增强，“四书五经”的文化内容也就被他们逐渐理解了，并且这种理解非常深刻，让他们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就好像现在的孩子小时候背唐诗《静夜思》一样，一辈子都忘不了。

但是，老师严格地传授文化却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只能培养学生学习以及理解的好习惯。也就是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不是学习的主体，学生才是。学生要跟着老师学会学习方法和一些知识，但不一定能学到很多文化，需要自己理解。要是老师想传授文化知识，就要变得和蔼一些，变得和颜悦色一些，变得平易近人一些，而不是像平时一样高高在上，对学生爱答不理的。老师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为了保持威严感和神秘感，不能和学生走得太近了，以免被学生看不起，或者被学生调笑。就像领导不会亲民一样，要保持高高在上的感觉，要和老百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然发号施令没人听。老师不能和学生走得太近了，需要有种威严感，但威严感并不利于文化的传播。

文化属于软性的东西，是用来“克自身”的。长期学习文化，可以化掉身上的戾气，人也就变得温文尔雅起来。文化传播是软性的传播，不是硬性传播，更不是拿着屠刀让人们学习。文化的发展以及同化能力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文化群体的力量为转移的，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那么，文化传播就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尤其是老师给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时候，需要变得温文尔雅起来，和平时严格的样子大相径庭。而学生被严格的老师管教惯了，接受文化比较死板，不会变通，就成了文化传播的悲哀。甚至有的学生见到老师变得温文尔雅了，反而蹬鼻子上脸，不好好学了。

曾经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都在强制灌输，也都在强迫中原人接受，但经过长期发展，处于劣势的汉族文化反而同化了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再次成为正统。也就是说，虽然元朝和清朝建国的时候武力比较强大，也喜欢推行自己民族的文化，但强制推行的结果并非他们所能预料到的。激化了民族矛盾，到最后不得不承认汉族文化，也不得不接受汉族文化的发展。就好像严格的老师督促学生背诵文化概念一样，并不能准确传达文化的内容和意义。

严格的老师没有什么不好，但要是传播文化，就要变得不那么严格，变得和蔼可亲，就像官员刻意亲民一样，但会造成学生的轻慢，仍然需要强调纪律。或许，严格的老师和文化传播本身就存在着悖论。严格的老师只适合于培养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好习惯，至于文化的领悟只能等到学生自己长大后去做了。学习就是修行，文化传播与接受也是如此，修行到什么程度，老师只是引导，剩下的全看学生个人的了。